笔趣阁 //www.boquku.com/book/135839/ 为您提供放任时光里的布鲁斯全文阅读！注册本站用户，获取免费书架，追书更方便！
如果徐双在，他一定会跟我说这段时间天有异象，祸埋伏线，桃花相冲，钱财欲破，让我行事务必谨慎小心。
我还在安娜和云嫣之间周旋的时候，一直四平八稳的唱片店却出了问题——都因为老韩那两盒该死的盗版带。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打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对文化领域追求的极大渴望，正规出版的书籍、音像制品等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盗版书、盗版音像制品也应运而生。
早期的盗版磁带均来自广东，因为当地有完善的配套工厂。如磁带外壳、内芯、封套印刷等，当然最初都是为唱片公司供货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有台“一拖多”的速录机就可以大量翻录磁带，盗版带开始风起云涌。品种多为最热门的港台流行歌曲：往往港台那边新专辑一出，这边也有了盗版。就是与正规音像出版社拼时间差，不但价格低廉，还投人所好：没有版权困扰，可以把不同专辑中最受欢迎的歌编辑在一起，称为杂锦带，深受市场欢迎。
奇怪的是盗版带并非人人喊打。它有市场，需求量大，创造了上游产业：磁带配件、印刷、包装、运输等的就业和税收。从波波口中我还得知，诸如刚出道的那些无名歌手，甚至还需要盗版带来打名气——成本低廉。许多歌手录音室刚出了Demo（样带）盗版商总会第一个拿到手，先盗版试水，等火了再出正版。
总之盗版的水很深，个中套路让我目瞪口呆。
我的店向来以欧美品种为特色，港台只是蹭个热度，如靠张学友、张国荣等热门专辑吸引人气，没想在这上面赚钱。但那天老韩来送磁带的时候带了一批港台盗版带，封套印刷还讲究，歌曲都比较新，一定要我试着帮他代销。
我怕被查，但看到可观的利润，就动了贪念，留下四十盒试销。但这批带子质量有问题，我听了后就没再放出来，怕损坏店的名声。一直把它们塞在柜子底层，想着下回退给老韩。
那天店里来了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眯眼在店里转了半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年龄层次和模样神态都不像我这种店里该来的顾客。果然，当他们看到柜台里被我疏忽的、老韩两盒盗版带的陈列样品，眼睛就放出光来。
我心下一沉：太大意了！已是追悔莫及。两人说这是盗版带，出示了工商局的证件，还进柜台把底层准备退回的带子也翻了出来。
两人抱着一箱卡带，让我下午两点去工商局处理。这之前不能再营业，说着就要我关上卷闸门。好在蒋老师看苗头不对已给徐老板打了电话，我和蒋老师还在跟那俩人争执，徐老板已骑车赶到（他单位就在附近）。说了通好话，才同意店暂不关，但磁带柜台上要放块写着“暂停营业”的纸牌。我只好照做。
正好张凡来上班，走到门口傻在那里。
“我当时就让你不要留。这和卡口带不一样，卡口带好歹还是正版，上面查得到版号。”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这老秃子，诚心害我们！”
现在说啥也于事无补了。老徐让我别慌，说他已打电话给王馆长，他正赶往工商局，让我去工商局门口等他。之所以这么急，是怕下午走正规程序就麻烦了——到底是老江湖，冯敬尧的模样可不是给你看看的。
中午十二点，王馆长在工商局门口下了出租车，见了我劈头就道：“怎么搞的？最近查得很严！这个老徐，他没通知你吗？！”
我们找到了那个负责我这事的工商稽查队队长，也是姓王，三十左右。王馆长常年混迹社会，也是“江湖老郎中”了，知道对什么人下什么药。也不管对方说刚食堂吃了饭，硬是把他拖进了工商局大门旁的酒楼，什么甲鱼、爆鳝、大虾尽拣好的点，还弄了瓶红酒。
本来这种情况走程序很麻烦，没收磁带没话说，罚款是按照你获得利润的几倍来的，但这数目很难确定，可多可少完全看管理者高兴；且在完全处理之前不能营业，极麻烦。王馆长看来经常处理种事，就是要在走流程之前快刀乱麻把事儿私了了。
酒过三巡，红着脸的王队长终于松了口，同意不走流程（本来我这点货就是小儿科），但那两个稽查员这里要打点一下。
“好说！”王馆长递上了酒杯：“干了！”
上洗手间的时候，王馆长跟我说问酒店老板要个信封，里面装两张“蓝精灵”给王队长，这事儿就了了。
按理说这件事我不能去怪老吴，只能怪自己。这顿昂贵的饭钱，加上打点费，成了我贪念的代价——真是花钱消灾啊。
我店里逃过一劫，阿彭的歌迷发廊也受了冲击。
杭城两大歌迷会合并后，会刊创刊号《乐音》也如期推出。这次是正规电脑打印、制版印刷，质量上与乐友以前的刻字油印天差地别。
我和张凡合作了一篇风格前卫的文章《空白》，以意识流、超现实的文风诠释了流行乐坛（又不局限于此）的哲理性问题；张凡还翻译了一篇《Rollingstone》（《滚石杂志》，美国发行的半月刊杂志，创始于1967年。主要关注流行文化，通过不断捕捉摇滚乐的经典瞬间，参与甚至制造了整个摇滚乐的历史。）上的文章《黑胶唱片的末日》——新型的声音记录材质：CD唱片正以旋风般的速度席卷全球；光也发表了介绍比吉斯乐队（BeeGees）的文章。
同批还印了乐音歌迷会的招员广告，阿彭已派人在外文、三联、现代等书店门口张贴。
每天阿彭坐在发廊里，等着上门的音乐爱好者办理入会事项，并赠以会刊。头两天就有电话和上门的年轻人入会。这让他很兴奋。
第三天来了几个年龄偏大的人——我现在看到年龄偏大的人来店里心里就发怵。但阿彭一定没反应过来，笑脸上迎，还拿出入会表格让他们填。结果可想而知——来者是民政局下面的执法队。
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什么的都属民政局管理，八九之后对社会群体审批管理非常严格，贴张告示就想组会招人对民政局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且民政局紧挨着外文书店，正是自投罗网。
来者不但收缴了店里的两箱会刊（非法刊物），还要阿彭到局里去做笔录说明情况（非法组会），并接受随意张贴告示的处罚（非法张贴）。
调查最后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对阿彭打击很大，也确立了他今后通过“正道”进入娱乐行业的决心。
这两件事让我看到世事无常。飞仔说搞不定哪天卡口带又被查或不能卖了，趁现在还有钱，不如用掉！这话也有道理，如果钱被罚出去还不如先把它变成想要的东西，毕竟，钱最终是拿来花的。
说干就干，我把店里的音响设备升了级，买了套带唱机的组合音响和一对落地音箱；把新鲜头过了的“菲利普”公路型锁进了车库，和飞仔各买了一辆十八速的当时“潮人”新宠——国产第一代山地车品牌“阿米尼”（EMMELLE）山地车；并抛弃了我的国产海鸥DF130——更新为电子对焦的RB进口理光（Ricoh）相机；还一人配了一部进入信息时代的入门装备——NEC（日电）寻呼机……
积累的钞票如流水般花了出去，没有一丝心痛的感觉，觉得这才是活在当下最好的诠释。
我还在安娜和云嫣之间周旋的时候，一直四平八稳的唱片店却出了问题——都因为老韩那两盒该死的盗版带。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打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对文化领域追求的极大渴望，正规出版的书籍、音像制品等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盗版书、盗版音像制品也应运而生。
早期的盗版磁带均来自广东，因为当地有完善的配套工厂。如磁带外壳、内芯、封套印刷等，当然最初都是为唱片公司供货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有台“一拖多”的速录机就可以大量翻录磁带，盗版带开始风起云涌。品种多为最热门的港台流行歌曲：往往港台那边新专辑一出，这边也有了盗版。就是与正规音像出版社拼时间差，不但价格低廉，还投人所好：没有版权困扰，可以把不同专辑中最受欢迎的歌编辑在一起，称为杂锦带，深受市场欢迎。
奇怪的是盗版带并非人人喊打。它有市场，需求量大，创造了上游产业：磁带配件、印刷、包装、运输等的就业和税收。从波波口中我还得知，诸如刚出道的那些无名歌手，甚至还需要盗版带来打名气——成本低廉。许多歌手录音室刚出了Demo（样带）盗版商总会第一个拿到手，先盗版试水，等火了再出正版。
总之盗版的水很深，个中套路让我目瞪口呆。
我的店向来以欧美品种为特色，港台只是蹭个热度，如靠张学友、张国荣等热门专辑吸引人气，没想在这上面赚钱。但那天老韩来送磁带的时候带了一批港台盗版带，封套印刷还讲究，歌曲都比较新，一定要我试着帮他代销。
我怕被查，但看到可观的利润，就动了贪念，留下四十盒试销。但这批带子质量有问题，我听了后就没再放出来，怕损坏店的名声。一直把它们塞在柜子底层，想着下回退给老韩。
那天店里来了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眯眼在店里转了半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年龄层次和模样神态都不像我这种店里该来的顾客。果然，当他们看到柜台里被我疏忽的、老韩两盒盗版带的陈列样品，眼睛就放出光来。
我心下一沉：太大意了！已是追悔莫及。两人说这是盗版带，出示了工商局的证件，还进柜台把底层准备退回的带子也翻了出来。
两人抱着一箱卡带，让我下午两点去工商局处理。这之前不能再营业，说着就要我关上卷闸门。好在蒋老师看苗头不对已给徐老板打了电话，我和蒋老师还在跟那俩人争执，徐老板已骑车赶到（他单位就在附近）。说了通好话，才同意店暂不关，但磁带柜台上要放块写着“暂停营业”的纸牌。我只好照做。
正好张凡来上班，走到门口傻在那里。
“我当时就让你不要留。这和卡口带不一样，卡口带好歹还是正版，上面查得到版号。”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这老秃子，诚心害我们！”
现在说啥也于事无补了。老徐让我别慌，说他已打电话给王馆长，他正赶往工商局，让我去工商局门口等他。之所以这么急，是怕下午走正规程序就麻烦了——到底是老江湖，冯敬尧的模样可不是给你看看的。
中午十二点，王馆长在工商局门口下了出租车，见了我劈头就道：“怎么搞的？最近查得很严！这个老徐，他没通知你吗？！”
我们找到了那个负责我这事的工商稽查队队长，也是姓王，三十左右。王馆长常年混迹社会，也是“江湖老郎中”了，知道对什么人下什么药。也不管对方说刚食堂吃了饭，硬是把他拖进了工商局大门旁的酒楼，什么甲鱼、爆鳝、大虾尽拣好的点，还弄了瓶红酒。
本来这种情况走程序很麻烦，没收磁带没话说，罚款是按照你获得利润的几倍来的，但这数目很难确定，可多可少完全看管理者高兴；且在完全处理之前不能营业，极麻烦。王馆长看来经常处理种事，就是要在走流程之前快刀乱麻把事儿私了了。
酒过三巡，红着脸的王队长终于松了口，同意不走流程（本来我这点货就是小儿科），但那两个稽查员这里要打点一下。
“好说！”王馆长递上了酒杯：“干了！”
上洗手间的时候，王馆长跟我说问酒店老板要个信封，里面装两张“蓝精灵”给王队长，这事儿就了了。
按理说这件事我不能去怪老吴，只能怪自己。这顿昂贵的饭钱，加上打点费，成了我贪念的代价——真是花钱消灾啊。
我店里逃过一劫，阿彭的歌迷发廊也受了冲击。
杭城两大歌迷会合并后，会刊创刊号《乐音》也如期推出。这次是正规电脑打印、制版印刷，质量上与乐友以前的刻字油印天差地别。
我和张凡合作了一篇风格前卫的文章《空白》，以意识流、超现实的文风诠释了流行乐坛（又不局限于此）的哲理性问题；张凡还翻译了一篇《Rollingstone》（《滚石杂志》，美国发行的半月刊杂志，创始于1967年。主要关注流行文化，通过不断捕捉摇滚乐的经典瞬间，参与甚至制造了整个摇滚乐的历史。）上的文章《黑胶唱片的末日》——新型的声音记录材质：CD唱片正以旋风般的速度席卷全球；光也发表了介绍比吉斯乐队（BeeGees）的文章。
同批还印了乐音歌迷会的招员广告，阿彭已派人在外文、三联、现代等书店门口张贴。
每天阿彭坐在发廊里，等着上门的音乐爱好者办理入会事项，并赠以会刊。头两天就有电话和上门的年轻人入会。这让他很兴奋。
第三天来了几个年龄偏大的人——我现在看到年龄偏大的人来店里心里就发怵。但阿彭一定没反应过来，笑脸上迎，还拿出入会表格让他们填。结果可想而知——来者是民政局下面的执法队。
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什么的都属民政局管理，八九之后对社会群体审批管理非常严格，贴张告示就想组会招人对民政局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且民政局紧挨着外文书店，正是自投罗网。
来者不但收缴了店里的两箱会刊（非法刊物），还要阿彭到局里去做笔录说明情况（非法组会），并接受随意张贴告示的处罚（非法张贴）。
调查最后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对阿彭打击很大，也确立了他今后通过“正道”进入娱乐行业的决心。
这两件事让我看到世事无常。飞仔说搞不定哪天卡口带又被查或不能卖了，趁现在还有钱，不如用掉！这话也有道理，如果钱被罚出去还不如先把它变成想要的东西，毕竟，钱最终是拿来花的。
说干就干，我把店里的音响设备升了级，买了套带唱机的组合音响和一对落地音箱；把新鲜头过了的“菲利普”公路型锁进了车库，和飞仔各买了一辆十八速的当时“潮人”新宠——国产第一代山地车品牌“阿米尼”（EMMELLE）山地车；并抛弃了我的国产海鸥DF130——更新为电子对焦的RB进口理光（Ricoh）相机；还一人配了一部进入信息时代的入门装备——NEC（日电）寻呼机……
积累的钞票如流水般花了出去，没有一丝心痛的感觉，觉得这才是活在当下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