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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兄弟“车轮战”的关照下，洪衍亢几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
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深入到了市井之中。
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
这不，才不过端午节后，俩星期下来，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
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喝的酒、吃的东西，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
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
也恢复了用“假招子”、“蹭愣子”、“悄没声儿”这样地道的京城话，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
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
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
就比如扣过来的“覆”，还有複雜的“複”，以及回復的“復”。
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复”，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
如果按汉字构成，完全解释不通，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坦然接受这样的“白字”。
谈起这件事，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
二就是“儿”化音怎么用，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在地名儿上。
比如过去都叫“钓鱼台儿”，现在京城却只说“钓鱼台”。
过去的“琉璃厂”，现在却都叫成了“琉璃厂儿”。
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往往他被人一笑，就会坚持己见，与人抬起杠来。
有意思的是，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却在偶然闲聊间，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
王蕴琳首先肯定，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
她的理由是，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
让人学起来方便，便于识字率的普及，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
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
至于副作用也有，但无需过虑。
因为术业有专攻，一般人掌握的程度，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
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
那既然如此，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
别忘了，哪怕是古人，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
不考功名的人，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子曰”。
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儿化音的应用。
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钓鱼台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钓鱼台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
当然，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
但从逻辑上讲，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所以说到底，洪衍亢没错，旁人也没错。
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
而且无论怎样，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
因为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民俗，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有群众基础才行。
说白了，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
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
于是接下来，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
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倏忽而去。
谁要是活得累，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多。
只有对自己从容，对身边人宽容，对很多事情包容，这样才能活的开心。
否则，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番见地，让洪衍亢由衷拜服。
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实是他莫大遗憾。
否则如今的他，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走的路也会更踏实。
就是这样，王蕴琳本是随意闲聊的一番话，却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对洪衍亢发生了效果。
此后，他确实活得更轻松自在了，对京城也越来越爱。
尽管在京城买桃子，必须要自己带着袋子去买，还不许挑，净给拿些坏的。
尽管京城出租司机牛大了，天天摆出一副大爷样儿，只有见了外汇券才肯劳动大驾。
尽管京城的饭馆如今已经全乱套了，什么川菜、鲁菜、湘菜都混在一起胡卖。
尽管京城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崇洋媚外，连生日都不过阴历，改过阳历的了。
尽管他对家门口最熟悉的劝业场和广德戏园都没了，不办了。
可对这一切，洪衍亢统统能看开了。
他明白了这些乱象都是时代因果的产物，无法抗拒，只能顺应，
而只要京城还有浓郁的人情味儿、礼貌和客气在。
这个城市就是皮变骨不变，仍是值得他深深眷恋的那一方热土。
京城就应该像洪家办的“大酒缸”似的。
别看挂着红葫芦的酒幌子，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店堂也不宽，粗桌子硬板凳。
酒，不过是最廉价的二锅头。菜，不过是猪耳朵、花生豆。
简单，随意，价格不高，块儿八毛的就可以喝的酒酣耳热，这样的买卖绝对赚不了大钱。
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却以此为歇脚的树荫，归航的港湾。
夏天要到这里落落汗，冬天要到这儿来暖暖身子。
无论相识的老酒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三杯酒下肚，就成了老朋友。
洪衍亢还记得他第一次跟着洪衍武去“红葫芦”喝酒，就恰逢对面一个老人遇到烦心事。当时只见老人不住喟然长叹，老泪蒙蒙，独坐喝着闷酒。
这不寻常的景象很快引得酒客们纷纷相询，方知老人是和家人吵架。
伤心之余，才会跑到这里以酒浇心。
结果大家齐力相劝，纷纷开解。
当话语和酒一起下肚，老人的心情也就转阴为晴，渐渐开朗。
走的时候对众人抱拳称谢不已。
而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心情愉悦，感受到了小酒馆独具的人生况味，如醇香老酒一样的人情。
这就是京城的里子，是让洪衍亢所迷恋的京城味道。
他觉得，哪怕走遍世界各地的酒吧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因此，在京城的亲人们不断对他说着，“回来好，这儿到底是老家。京城再不好，可有人情。你要能不走，就别走了。”
他还真的动心了。
至少，是希望能在这儿能恢复祖业。
既对亲人们有个交代，也让自己从此有个念想，能感到自己还是和京城拴在一起。
而且在香港这么多年，他都是靠着自己苦苦支撑着家业。
到了这边儿，他也真愿意体会一下，打虎亲兄弟的省心滋味。
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
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深入到了市井之中。
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
这不，才不过端午节后，俩星期下来，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
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喝的酒、吃的东西，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
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
也恢复了用“假招子”、“蹭愣子”、“悄没声儿”这样地道的京城话，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
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
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
就比如扣过来的“覆”，还有複雜的“複”，以及回復的“復”。
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复”，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
如果按汉字构成，完全解释不通，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坦然接受这样的“白字”。
谈起这件事，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
二就是“儿”化音怎么用，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在地名儿上。
比如过去都叫“钓鱼台儿”，现在京城却只说“钓鱼台”。
过去的“琉璃厂”，现在却都叫成了“琉璃厂儿”。
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往往他被人一笑，就会坚持己见，与人抬起杠来。
有意思的是，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却在偶然闲聊间，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
王蕴琳首先肯定，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
她的理由是，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
让人学起来方便，便于识字率的普及，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
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
至于副作用也有，但无需过虑。
因为术业有专攻，一般人掌握的程度，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
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
那既然如此，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
别忘了，哪怕是古人，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
不考功名的人，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子曰”。
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儿化音的应用。
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钓鱼台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钓鱼台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
当然，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
但从逻辑上讲，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所以说到底，洪衍亢没错，旁人也没错。
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
而且无论怎样，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
因为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民俗，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有群众基础才行。
说白了，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
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
于是接下来，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
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倏忽而去。
谁要是活得累，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多。
只有对自己从容，对身边人宽容，对很多事情包容，这样才能活的开心。
否则，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番见地，让洪衍亢由衷拜服。
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实是他莫大遗憾。
否则如今的他，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走的路也会更踏实。
就是这样，王蕴琳本是随意闲聊的一番话，却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对洪衍亢发生了效果。
此后，他确实活得更轻松自在了，对京城也越来越爱。
尽管在京城买桃子，必须要自己带着袋子去买，还不许挑，净给拿些坏的。
尽管京城出租司机牛大了，天天摆出一副大爷样儿，只有见了外汇券才肯劳动大驾。
尽管京城的饭馆如今已经全乱套了，什么川菜、鲁菜、湘菜都混在一起胡卖。
尽管京城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崇洋媚外，连生日都不过阴历，改过阳历的了。
尽管他对家门口最熟悉的劝业场和广德戏园都没了，不办了。
可对这一切，洪衍亢统统能看开了。
他明白了这些乱象都是时代因果的产物，无法抗拒，只能顺应，
而只要京城还有浓郁的人情味儿、礼貌和客气在。
这个城市就是皮变骨不变，仍是值得他深深眷恋的那一方热土。
京城就应该像洪家办的“大酒缸”似的。
别看挂着红葫芦的酒幌子，连个正经招牌都没有，店堂也不宽，粗桌子硬板凳。
酒，不过是最廉价的二锅头。菜，不过是猪耳朵、花生豆。
简单，随意，价格不高，块儿八毛的就可以喝的酒酣耳热，这样的买卖绝对赚不了大钱。
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却以此为歇脚的树荫，归航的港湾。
夏天要到这里落落汗，冬天要到这儿来暖暖身子。
无论相识的老酒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三杯酒下肚，就成了老朋友。
洪衍亢还记得他第一次跟着洪衍武去“红葫芦”喝酒，就恰逢对面一个老人遇到烦心事。当时只见老人不住喟然长叹，老泪蒙蒙，独坐喝着闷酒。
这不寻常的景象很快引得酒客们纷纷相询，方知老人是和家人吵架。
伤心之余，才会跑到这里以酒浇心。
结果大家齐力相劝，纷纷开解。
当话语和酒一起下肚，老人的心情也就转阴为晴，渐渐开朗。
走的时候对众人抱拳称谢不已。
而在场的每个人也都心情愉悦，感受到了小酒馆独具的人生况味，如醇香老酒一样的人情。
这就是京城的里子，是让洪衍亢所迷恋的京城味道。
他觉得，哪怕走遍世界各地的酒吧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因此，在京城的亲人们不断对他说着，“回来好，这儿到底是老家。京城再不好，可有人情。你要能不走，就别走了。”
他还真的动心了。
至少，是希望能在这儿能恢复祖业。
既对亲人们有个交代，也让自己从此有个念想，能感到自己还是和京城拴在一起。
而且在香港这么多年，他都是靠着自己苦苦支撑着家业。
到了这边儿，他也真愿意体会一下，打虎亲兄弟的省心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