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六章 校长和哲学家

　　强霖回答：是的，所以美国执政一党总是调整政策，以便更长期的掌权；但美国在野党对手也厉害。对于山东，您争取建立一个公开的民意机构，调查各种人群的意见。但克明政策不要随着民意，而是随着专家的分析，富民为主。民意是来反馈政策的，看民众的承受力。也及时发现各种误解，并给予解释。这样克明的约翰-克尼斯政策才会长些。
　　朱庆澜继续问：“基层的家族产业，是否继续少奇的压制政策。”
　　强霖对答：“经济上不用专门压制，还可以鼓励；行政上要与大家族达成一致。就是不许任何私刑，都要交给司法解决；土地问题，也要达成一致。因为土地资源稀缺，没有什么回旋余地。让他们要么转成农场，保证农民工人的最低工资和基本福利；要么减租给佃户，还要负责农田水利整修。”
　　柳克明也说：“经济上他们可以还可以得利。但时间长了，新思想教育的年轻人，就会主动走出来创业。就是在社会福利上冲突大一些，剥削程度大，不愿意施舍。”
　　强霖也基本了解了关于水利、灾民等情况。这些工作少奇等人已经完成的不错，张效坤的工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他的集团公司已经有20几个团了，每个团都有500人左右工人，几十个工程师，还有大量工程机械。
　　下午2点，几个人结束了谈话。凯茜和强霖回到凯茜的宾馆，这是齐鲁教授们的公寓，简洁而干净。
　　两个人洗漱完毕，走出家门，享受午后北方的阳光。然后姐弟两个人开始复习哲学家的课程。
　　这次看得是马丁.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强霖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逻辑推论过程。论述了灵魂和肉体，统治权欲与服务精神的冲突，正是因为信仰，才能使这些和谐。因为信仰，心灵的自由，成为万有之王；因为信仰，成为大众之仆。
　　否则两者冲突，让人难以摆脱痛苦的心灵和肉体的烦恼。
　　因为凯茜和强霖是英文教材，所以只能用英文讨论。凯茜给强霖讲解了书中提到的宗教仪式中的各种意义，因为离开圣约翰大学，就无法在周日去做礼拜。所以，你到了北京还要参加学生的礼拜活动，应该是每周一次。
　　强霖答应了。这时候圣约翰大学的要求就是如此，只要是学生就需要参加礼拜，这是考核项目。与是否信徒无关。所以不得不提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这些都是他的坚持。
　　师姐是自己的督学，又是卜校长的粉丝。所以肯定是按照校长的要求，一板一眼的监督自己的学习。很多人已经注意民国中期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关系网，指责这种网络的公正性。还不如看看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先看看校长卜舫济。
　　1，卜舫济家庭。1864年2月22日出生于纽约圣公会教徒家庭，他的祖父为美国圣公会著名牧师和官方史学家，父亲卜雅各是纽约著名圣经出版商和书商，长期担任圣公会纽约教区司库。三代都是为教徒服务的虔诚教徒。
　　2，卜舫济教育。于188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进入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3年，1886年获该院神学学士学位。
　　3，卜舫济与上海。22岁来华。1886年卜舫济一从神学院毕业就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并于同年11月18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华传教生涯。他曾独自一人住进上海郊区嘉定的一户农家，完全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4，卜舫济婚姻。24岁与上海女人结婚。1888年他不顾当时圣公会反对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结婚的政策，与圣公会华籍老牧师、圣公会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首任校长黄光彩的女儿黄素娥结婚。卜、黄共育有三子一女。1918年黄素娥因病去世后，卜舫济于次年与圣约翰英籍教员顾斐德(C.Gooper)的遗孀(Emily　G.Gooper)结为夫妇。
　　感觉怎么样？强霖十分佩服这种人，逻辑强悍，目标清晰，一步一个脚印。生活圈子中都是牧师。可以想像他怎么领导上海圣约翰大学。
　　5，卜舫济与圣约翰。24岁当校长。1888年6月，年仅24岁的卜舫济出任圣约翰校长，接过创始人施约瑟的管理权。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9月1日，原名是圣约翰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立。卜舫济到任后，提高圣约翰的入学标准，严格筛选入学新生，做到宁缺毋滥。采取全盘美国化的英语训练方法，所有课本一律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进行教学，同学间交流也必须用英文，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礼仪和习俗。大规模强化训练使圣约翰学生的英文水平居国内各学校之首，不但毕业后出路宽，其他方面也占优势。大力提倡自然科学，　兴建“格致楼”，内设物理、化学实验室，这在当时中国各大学中实属仅有。
　　他还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把体育列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田径，都是大学冠军。
　　卜舫济在政治上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与教育分离)，主张学生不应该过问政治，反对以学校为政治运动的发动中心，为此在约大校园中多次掀起干涉和压制学生爱国行动的事件。
　　他对学生淡漠宗教，只重谋生，很是遗憾。他给学生公开信说：你们有共产者一半精神，中国早就是神的国度了。
　　他以一人之力，逼走一半老师学生，数千人啊。他们只好自己单独成立了上海光华大学。果然那里出了不少革命家。
　　学校初创时，教程只限于中学，校舍亦很简陋。经过他精心擘划，到1928年，40年间资产增加了200万银元，校园从84亩拓宽到228亩。先后建造15幢大楼、28所住宅,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课程自中学到大学学院，成为当时全国学科齐备的最高学府之一，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等。
　　这种牛人，没有信仰和对社会人生的清醒认识，是做不到的。
　　能与他相比的，还有一个就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生于中国，父母都是在华传教士。因为在中国时间长，他的教学方法就比较中国化了。教授也多是华人，华语。宗教慢慢退出课堂，独立出去了。
　　燕京学生也比不上圣约翰的水平了。当然，这种方法行善应该惠及更多人，它让更多的人懂得知识。即使参加革命了，对耶稣也是很好。这就是司徒雷登的目标，让基督教善行更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