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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燕不知何时已到了身边，头上戴着耳机，双臂支撑着围栏，晃着脑袋看远处的景色。太阳终于露出了真容，照得整个城市明晃晃的。两人在冬日的阳台上看着风景。谁也没有说话。
“谁的歌？”半晌，我萌动了好奇心。
“ConcreteBlonde（金发异端）”春燕说着拿过磁带壳扔给我。
封套黑底上十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唯一的白玫瑰上粘着血迹，金发异端《Bloodletting》（放血.1990）专辑。以前迪厅时就见她在听。
“还没听厌吗？”
“这张专辑太棒了，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你没听过？”
“没。”
“不会吧，上午还在你店里看到有卡口带，《WalkingInLondon》（在伦敦散步.1992），是最新专辑，我没好意思拿……哎呀真后悔啊！”
“哈哈是吗？我没注意呢。”可能又是老韩自说自话帮我留的，不过这回我得感谢他。
“没听过就给你好了。”她说着从随声听里拿出磁带，连同盒子一起递了过来。
“特殊意义的专辑就这么送我了？”
她笑着伸出食指在空中画了个圈，再把掌心按在自己的心口部位，没有回答我的话。
但谁都能理解她的形体语言：那意义已经留在了她的心中。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喽！”今天第二次厚着脸皮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其实我很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想到该给女孩留一点矜持，便作罢了。
“那么……我该走了。”她耸了耸肩。
我抬手看表，已经一点多了。行李春燕早已整理，一个大号拉杆箱，一个双肩包。我帮她拎起箱子，她锁上了大门。
虽然家就在火车站附近，步行还是有点远，走到街上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阳光下的城站广场，人群熙熙攘攘，大多行色匆匆。
其实每个人何尝不是一个车站，迎接着各种各样的旅人来来往往，直到那个愿意在此停留的人；遗憾的是，上天把每个人同时也塑造成了一个旅客，当别人为你停留的时候，你却已离开，去往你心所向的那个车站……
我本想买站台票送她上车，但在“南候车室”门口她对我说：
“有人来送我，我已很感谢了！就到这里吧！”
“也好，那么你自己保重啦！”
“会的。”她记起了什么，笑道：“对了，我好奇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的人生问题？”
我知道她是指安娜的事，没想她现在还想着这事儿，好奇心？！既然现在提出来，莫非她有了应对的答案？
“你说呢？”我反问。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
“什么？”
“邓丽君的一首粤语歌，三个字的。”就像以前DJ台里的空闲时光，她又和我玩起了猜歌游戏。
我很快露出了笑容。是因为我猜到了答案，更因为我得到来自朋友给予的宽慰，它有着被人忽视的强大力量。
一阵风吹来，拂动春燕棕色夹杂着金色的酷酷短发。阳光下，她笑容璀璨，抬起右臂，把掌心对着我……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就像计算机程序设定好一般伸出了左手掌——
我还以为我们会十指相扣，结果她只是与我击掌而别。
我的DJ师父，我的“好哥们”春燕，带着我醉酒那晚DJ台里发生的悬念，带着她对某盒专辑的特殊意义，消失在候车室的人潮里。
像许多个在我生命中出现又离开的女孩一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通常来说，当你恨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忘记他》（邓丽君《势不两立》.1980）。
九二年最后一个月里还发生了一件能载入杭城音乐史册的事：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要在省体育馆举行。由于价格不菲，还每人限量，我和飞仔排了一个多小时长队只买了六张票。
其中两张是我送给光和张凡的，光是我西方音乐的引路人，当然是不能忘；张凡因为辞退他一直过意不去，算是一种补偿吧。飞仔拿走两张，一张给她女朋友；我也留了两张，一张不知该给谁。
我不知道崔健的影响力有这么大，后来山姆、福涛、晓宇、大头、囡宝、飞仔的同学阿剑、成成等也要去看演出，但票早已售罄。那天我正为此事犯愁，久未见面的张凡来店里拿票。
“只能给你一张，小小的就没了。”我把票给他。
他平静地接过票，看了看，眼珠子在厚厚的镜片后一转：“没事儿，我让她照样画一张。”
我以为他说笑，但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加上小小美术专业出身，心下一震：那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心里却直打鼓，生怕门口的检票员是火眼金睛。但仔细一想，凭自己从小对美术孜孜追求的努力，应该也能玩玩。
我那些朋友们个个是音乐和艺术爱好者，心地都不坏。纵然票已售罄，至少也得给中国摇滚乐捧个人场吧，想着崔健知道我们的苦衷也许会原谅我们。
所以我原谅了自己，也作了决定——画票！
我把主意跟飞仔一说，他巴不得我马上动手，因为他同学那边票严重不够。虽然他美术科班出身，但在画画这件事上，打小就对我很信任。
家里经常画画，各种纸张、画笔、颜料应有尽有，唯一缺的是日期印章。我跑到解放路，在杭城最大的文具商店找到了省体馆入场券同款的“万能日期排章”，可以敲公元元年到公元9999年的任意年份。另外还买了盒蓝色印泥。
那时省体馆的入场券十分简陋，主图案就是一个体育馆建筑外观，两边是坐号；有几种版色，外加一排手工敲上去的日期章。
我们那天的票是咖啡色的，调好颜色用细水彩笔开始临摹。试了几次，就开始批量“生产”了，转眼画了十张票，人数刚好。最后把排章拨好日期，发现原票上的章带点紫色，又往印泥里加了紫色颜料，试了多次，才调成一样的色。
当把日期盖在了票上，我才发现自己被埋没的天赋实在太多了。
飞仔看了乐不可支。我跟飞仔说，原则还是要有的，再有人要，咱也不画了，他喏喏连声；我又告诫他，为避免节外生枝，必须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才发给他们。
除了几个月前我写了篇文章顺带把他拍的一幅摄影作品登上了晚报副刊，飞仔又一次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谁的歌？”半晌，我萌动了好奇心。
“ConcreteBlonde（金发异端）”春燕说着拿过磁带壳扔给我。
封套黑底上十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唯一的白玫瑰上粘着血迹，金发异端《Bloodletting》（放血.1990）专辑。以前迪厅时就见她在听。
“还没听厌吗？”
“这张专辑太棒了，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你没听过？”
“没。”
“不会吧，上午还在你店里看到有卡口带，《WalkingInLondon》（在伦敦散步.1992），是最新专辑，我没好意思拿……哎呀真后悔啊！”
“哈哈是吗？我没注意呢。”可能又是老韩自说自话帮我留的，不过这回我得感谢他。
“没听过就给你好了。”她说着从随声听里拿出磁带，连同盒子一起递了过来。
“特殊意义的专辑就这么送我了？”
她笑着伸出食指在空中画了个圈，再把掌心按在自己的心口部位，没有回答我的话。
但谁都能理解她的形体语言：那意义已经留在了她的心中。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喽！”今天第二次厚着脸皮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其实我很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想到该给女孩留一点矜持，便作罢了。
“那么……我该走了。”她耸了耸肩。
我抬手看表，已经一点多了。行李春燕早已整理，一个大号拉杆箱，一个双肩包。我帮她拎起箱子，她锁上了大门。
虽然家就在火车站附近，步行还是有点远，走到街上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阳光下的城站广场，人群熙熙攘攘，大多行色匆匆。
其实每个人何尝不是一个车站，迎接着各种各样的旅人来来往往，直到那个愿意在此停留的人；遗憾的是，上天把每个人同时也塑造成了一个旅客，当别人为你停留的时候，你却已离开，去往你心所向的那个车站……
我本想买站台票送她上车，但在“南候车室”门口她对我说：
“有人来送我，我已很感谢了！就到这里吧！”
“也好，那么你自己保重啦！”
“会的。”她记起了什么，笑道：“对了，我好奇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的人生问题？”
我知道她是指安娜的事，没想她现在还想着这事儿，好奇心？！既然现在提出来，莫非她有了应对的答案？
“你说呢？”我反问。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
“什么？”
“邓丽君的一首粤语歌，三个字的。”就像以前DJ台里的空闲时光，她又和我玩起了猜歌游戏。
我很快露出了笑容。是因为我猜到了答案，更因为我得到来自朋友给予的宽慰，它有着被人忽视的强大力量。
一阵风吹来，拂动春燕棕色夹杂着金色的酷酷短发。阳光下，她笑容璀璨，抬起右臂，把掌心对着我……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就像计算机程序设定好一般伸出了左手掌——
我还以为我们会十指相扣，结果她只是与我击掌而别。
我的DJ师父，我的“好哥们”春燕，带着我醉酒那晚DJ台里发生的悬念，带着她对某盒专辑的特殊意义，消失在候车室的人潮里。
像许多个在我生命中出现又离开的女孩一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通常来说，当你恨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忘记他》（邓丽君《势不两立》.1980）。
九二年最后一个月里还发生了一件能载入杭城音乐史册的事：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要在省体育馆举行。由于价格不菲，还每人限量，我和飞仔排了一个多小时长队只买了六张票。
其中两张是我送给光和张凡的，光是我西方音乐的引路人，当然是不能忘；张凡因为辞退他一直过意不去，算是一种补偿吧。飞仔拿走两张，一张给她女朋友；我也留了两张，一张不知该给谁。
我不知道崔健的影响力有这么大，后来山姆、福涛、晓宇、大头、囡宝、飞仔的同学阿剑、成成等也要去看演出，但票早已售罄。那天我正为此事犯愁，久未见面的张凡来店里拿票。
“只能给你一张，小小的就没了。”我把票给他。
他平静地接过票，看了看，眼珠子在厚厚的镜片后一转：“没事儿，我让她照样画一张。”
我以为他说笑，但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加上小小美术专业出身，心下一震：那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心里却直打鼓，生怕门口的检票员是火眼金睛。但仔细一想，凭自己从小对美术孜孜追求的努力，应该也能玩玩。
我那些朋友们个个是音乐和艺术爱好者，心地都不坏。纵然票已售罄，至少也得给中国摇滚乐捧个人场吧，想着崔健知道我们的苦衷也许会原谅我们。
所以我原谅了自己，也作了决定——画票！
我把主意跟飞仔一说，他巴不得我马上动手，因为他同学那边票严重不够。虽然他美术科班出身，但在画画这件事上，打小就对我很信任。
家里经常画画，各种纸张、画笔、颜料应有尽有，唯一缺的是日期印章。我跑到解放路，在杭城最大的文具商店找到了省体馆入场券同款的“万能日期排章”，可以敲公元元年到公元9999年的任意年份。另外还买了盒蓝色印泥。
那时省体馆的入场券十分简陋，主图案就是一个体育馆建筑外观，两边是坐号；有几种版色，外加一排手工敲上去的日期章。
我们那天的票是咖啡色的，调好颜色用细水彩笔开始临摹。试了几次，就开始批量“生产”了，转眼画了十张票，人数刚好。最后把排章拨好日期，发现原票上的章带点紫色，又往印泥里加了紫色颜料，试了多次，才调成一样的色。
当把日期盖在了票上，我才发现自己被埋没的天赋实在太多了。
飞仔看了乐不可支。我跟飞仔说，原则还是要有的，再有人要，咱也不画了，他喏喏连声；我又告诫他，为避免节外生枝，必须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才发给他们。
除了几个月前我写了篇文章顺带把他拍的一幅摄影作品登上了晚报副刊，飞仔又一次对我竖起了大拇指。